1984年贺子珍去世,上海市委请示葬礼的规格,邓小平一锤定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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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4年3月,贺子珍的病情突然恶化,除了中风之外,还出现了糖尿病、肝炎等多个并发症,连续高烧不退,因为贺子珍的身份特殊,上海市委将贺子珍的情况上报给中央。 邓小平对贺子珍的病情很关心,从北京抽调了好几位专家,乘坐专机连夜赶往上海参与救治,要求尽最大的力量抢救贺子珍,国内没有的药物全部可以进口,需要什么样的专家都可以调。 但因为贺子珍年老体衰,虽然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,但还是没能挽救她的生命。 4月19日,贺子珍在上海逝世,因为贺子珍的身份极其特殊,她的后事如何操办,骨灰要安放在哪里成为了一个问题,上海市委的领导不敢决定,请示了中央办公厅,中央办公厅也难以决断,最后直接上报给了邓小平。 贺子珍是一个从井冈山走下来的老革命,当年为了救出战友,身中了十几块弹片,命悬一线,直到去世时还没有完全取出,邓小平不由地想起了往事,最后他一锤定音,直接决定给贺子珍的葬礼规格定调。 那么,邓小平是如何安排贺子珍的葬礼呢?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贺子珍曾是毛泽东的妻子,但鲜为人知的是,贺子珍比毛泽东更早走上井冈山,是一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女将,被称为“永新一枝花”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人,祖上世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,一年到头也剩不了几个子,父亲为养家糊口,将家中的田产变卖,拿着钱到城里开了一家茶铺。 一日,几个官兵到店里喝茶时,准备对贺子珍的母亲动手动脚,父亲与哥哥贺敏学制止了官兵的行为,因为发生了冲突,这几个官兵回去搬救兵,将茶铺砸了,这一次遭遇,让贺子珍明白,底层百姓想要翻身,必须站起来反抗。 当时永新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思想还很盛行,有去上学的女青年不多,但贺子珍很排斥这种思想,坚持要去上学。与此同时,基督教也来到了永新,还建立了一所学校“福音堂小学”,不仅教授的是新知识,而且学费比政府办的学费还低。 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虽然也支持女孩子上学堂,但却看不起洋人办的学校,即便是多花一点钱,也要把孩子送到政府办的学校,单纯学习传统的国文。 但贺子珍对学校教授的这些内容没有太大的兴趣,经常逃课去练武,让贺焕文很伤脑筋。 五四运动爆发后,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响应,加上贺子珍思想激进,就拉着妹妹向父母表示要去洋人办的学校读书,但贺焕文是一个守旧之人,起初一直不同意,但随着新思想在永新慢慢盛行,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旧学堂读四书五经,都转到福音学校读新学,贺焕文这才同意让孩子去福音学校。 在福音学校期间,贺子珍接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,思想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原来贺子珍的名字是“桂圆”,但这时的贺子珍认为这个名字有点“土”,就给自己取了“自珍”的名字,“子珍”是参加革命后改的。 在与毛泽东结婚后,贺子珍曾让毛泽东给她改一个名字,但毛泽东认为“自珍”这个名字很好,不用改,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曾碧漪一次偶然的机会,不小心将“自珍”写成“子珍”,后来开始用这个名字。 贺敏学、贺子珍、贺怡兄妹的胆子非常地大,很快就干出了一件“大事”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,接连组织了多次工人运动,不仅在内地,在仍由英国实际控制的香港也是如此,当时香港对海员区别对待,同样的工作内容,中国海员工资比外籍的低,中国海员要求一视同仁,在遭到港英当局的拒绝后,中国海员发动了罢工,港英调集军警镇压,有好几个人被当场打死,打伤的有数百人,制造了“沙田惨案”,激起了全国的愤怒,贺子珍也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件事。 贺子珍和贺怡放学回家时,在路上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,有一个人站在高处演讲,凑近一看是他们学校的英语老师顾祖荫,他正对台下围观的人群述说刚发生的“沙田惨案” 顾祖荫义愤填膺,大声地说道:“永新县学联决定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,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,声援香港海员。如果在场的有学生,你们愿意不愿意参加?” 贺子珍姐妹捏紧了拳头,立即表示愿意参加。第二天,贺子珍带着福音学校的学生,走进了游行队伍里,贺子珍带着妹妹走在了最前面。 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,贺子珍带着班里的十几名同学准备去广州参加追悼会,一些老师指责贺子珍的行为,但贺子珍义正词严地表示,孙中山先生推翻了腐朽无能的清政府,为中国的富强独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,是一个爱国英雄,去参加追悼会是爱国行为。 从这些事儿就可以看出,当时的贺子珍,已经有了强烈的爱国情怀。 不久后,贺子珍就加入共青团,投身革命,与哥哥贺敏学、妹妹贺怡,被称为永新“三贺”,大革命失败后,永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,贺子珍过去的名气不小,不幸被反动派逮捕,后来王佐、袁文才率部攻下了永新县城,打开监狱的牢门,才救出了贺子珍一行人。 袁文才在禾川中学读书时,与贺敏学的关系是最好的,后因为父亲病故,家中失去经济来源,而且负债累累,袁文才被迫退学回乡。 这一次被捕入狱,让贺敏学深知一个人的力量太渺小,在与袁文才商议后,便带着妹妹一起上了井冈山,加入了王佐、袁文才的队伍,也是在这里,贺子珍遇到了毛泽东。 秋收起义之后,毛泽东也率部上井冈山与王佐、袁文才会合,也是在这里知道了贺子珍的名字。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11月,当时毛泽东在宁冈的象山庵召开了宁永莲三县联席会议,贺子珍也有参加,是唯一的女性,格外地醒目,贺子珍侃侃而谈,在会上发表了不少看法都让毛泽东十分地满意。 与此同时,王佐、袁文才派贺子珍到毛泽东身边工作,两人相处的时间多了起来,逐渐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 贺子珍与毛泽东一起工作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,湘南的革命形势出现了变化,上级命令毛泽东率部尽快赶到湘南。贺子珍知道毛泽东喜欢抽烟,临行前,拿出一个精美的烟盒送给毛泽东。毛泽东拿着烟盒看了很久,小心翼翼地放在包里,深情地说道:子珍,谢谢你! 毛泽东回到井冈山后不久,就与贺子珍正式结婚。虽然是婚礼,但却操办得很简单,没有放鞭炮、没有点蜡烛,也没有拜天地,只有红四军的二十多位官兵参加。 两天后,毛泽东就与贺子珍一起到永新开展土改工作。一天上午,毛泽东与几个农民在丈量土地,突然有几十个人从村外跑了进来,贺子珍知道这是县保安队的,她立即从腰间拔出手枪,指挥乡亲们赶快撤回村里;随着保安队越来越近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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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听到他们在喊:活捉毛泽东等话语。 贺子珍与毛泽东、乡政府主席老颜一起突围,因为保安队已控制了桥,无法上山,贺子珍提议到附近的地主贺恩九家中暂避。 贺子珍拿着枪顶住贺恩九,让其一定不能说出他们的下落;在到贺恩久家中搜查时,保安队将他带出了门外,贺子珍预感到贺恩久可能会跟保安队说他们藏在家里的事,在跟老颜商量后,决定将毛泽东留在这里,她与老颜冲出去引开敌人。 老颜与毛泽东换了衣服,两人打开门冲了出去,一个往左,一个往右。一个保安队的士兵看到大喊:“毛泽东、贺子珍往这边跑了,快来追!” 贺子珍手持双枪,当场击毙了几个追上来的保安队士兵,敌人乱作一团,纷纷往回跑,贺子珍和老颜利用这个机会冲了出去,到涅田召集赤卫队,返回贺恩久的家,见毛泽东安然无恙,贺子珍悬着的心,终于可以放下了。 贺子珍临危不惧,不仅在关键时刻救了毛泽东一命,也让两人的感情增加了许多。 贺子珍是一个伟大的女性,在当时的环境下,母爱与革命两难全,生育了六个孩子,最后在身边的只有李敏一个。 贺子珍陪伴毛泽东走过了十年最艰难的岁月,不仅是共患难的夫妻,更是最亲密的战友,在母爱与革命面前,她选择了后者。 1947年冬,贺子珍从苏联回到了国内,新中国成立后,贺子珍到上海工作,当时陈毅担任上海的市委书记,他规定,贺子珍在上海的一切费用,均为上海市委承担。 根据贺子珍的侄女贺小平的回忆,贺子珍平时的日子是“孤独”和“寂寞”的,除了亲人之外,很少有人来看望她,邻居们虽然知道这里住的是贺子珍,但因为她的作息时间与别人不同,也很少与亲人之外的人接触。 只有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期间,来看望过她几次,后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有事来到上海,也有来看望过。贺子珍下楼迎接彭德怀,随后两人就上楼交谈,贺子珍有一个规矩,大人讲话的时候,小孩子不能进去,所以贺小平并不知道贺子珍与彭德怀谈话的内容,但这一次彭德怀来访,贺子珍高兴了好几天。 除了彭德怀外,谢飞(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个女红军之一)也来看望过两次,当年转移时,谢飞与贺子珍在同一个连队,在长征路上互相帮助和照顾,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谢飞第二次看望贺子珍,是在1983年的时候,贺子珍病重住院,谢飞恰好到上海出差,也想着去看望一下老战友。 但当时上海市委要求,看望贺子珍的人员都要经过批准,没有批准的就不能见,谢飞因为有公务在身,来不及申请,贺小平就以“家人”的身份,带着谢飞“混”进了医院。陈毅、彭德怀、谢飞,是为数不多的探访者之一,每次老战友来看望,贺子珍都会很开心。 1978年春,何长工来到上海看望病重的贺子珍,深情地说道:“贺子珍当年是我手下唯一的女队长,是一个真正带过兵,打过仗的人,当年井冈山的女同志不少,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只有三人,一个是康克清、一个是贺英,还有一个就是贺子珍……” 听完何长工的话,贺子珍流下了泪水。 第二年秋天,贺子珍的身体条件相对稳定,她向上海市委提出要去北京看看,市委同意了她的请求。 中央很重视贺子珍此次北京之行,派出专机到上海接她,到北京后,安排住在了301医院高干病房,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,过去井冈山的老战友康克清、曾志等都去医院看望过贺子珍;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,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时隔多年再次见到老战友,贺子珍非常十分的兴奋,或许是因为在北京心情舒畅,贺子珍的身体恢复了很多。 贺子珍一共在北京住了一年多的时间,后来因为想念生活了几十年的上海,向中央提出要回上海的请求,中央立即同意了她的要求,表示可以在北京和上海常来常往。 1981年5月,贺子珍回到了上海,住进了华东医院。 从1984年4月初开始,贺子珍的病情急剧恶化,高烧不退,医生用了很多的办法,都没能将她的体温降下来,院方认为有必要通知贺子珍的家人紧急到上海一趟,将情况上报给上海市委。 4月15日,贺子珍的女婿孔令华正在监督孩子学习,这时突然响起了电话;孔令华接了后,发现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,称贺子珍的病情十分地严重,已经帮他们买好了机票,让他全家马上到上海一趟。 当时李敏自己也身患重病,但既然是中办打来的电话,说明母亲的病情十分地严重,她与孔令华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,就带着孩子上了接他们去机场的专车。 到了上海华东医院后,李敏来不及听医生介绍完母亲的情况,大步走进了病房,见到母亲的呼吸非常地快,面容憔悴,身体很虚弱。 这时贺子珍睁开了眼睛,见到女儿女婿以及外孙都围着病床,贺子珍露出了微微的笑容;李敏轻声地说道:“妈妈,你还好吗?我们来看您了!” 贺子珍似乎听到了女儿的声音,点了点头。 哥哥贺敏学得到消息后,第一时间从福建赶了过来,因为贺子珍始终高烧不退,贺敏学建议医生用“安宫牛黄丸”,这个建议果然有效,贺子珍服用之后果然把体温降了下来,神智也变得比较清楚,大家以为贺子珍的病情真的好转了,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 没有想到的是,贺子珍在18日晚上却再次发高烧,陷入了昏迷之中,医生紧急抢救,但效果都不明显,第二天下午,贺子珍医治无效逝世,走完了75年的人生。 因为贺子珍的身份特殊,上海市委一时束手无策,不知道要按照什么规格来举办葬礼,便请示了邓小平。 邓小平当即拍板决定: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,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。 邓小平说的“一室”,指的是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第一室。骨灰堂建成之后,分为一、二、三……室,其中第一室安放的是中央以及部队兵团以上、地方部级以上的领导,朱德、董必武等人的骨灰就是保存在这里,邓小平指示贺子珍的骨灰安放在一室,直接给她的葬礼定了调,贺子珍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待遇。 4月25日,贺子珍的追悼会在上海龙华公墓举行,邓小平、邓颖超、康克清等国家领导人都送来了花圈,数百人参加了追悼会。 中央派出的专机早已在机场等候,下午贺子珍的遗体火化后,贺敏学、李敏、孔令华等人带着贺子珍的骨灰上了飞机。 因为北京有一些人未能到上海现场参加贺子珍的追悼会,得知贺子珍的骨灰将安放在八宝山,他们提前到这里等候,准备参加骨灰盒的安放仪式。 来参加安放仪式的人有不少,但仪式却很简单,贺子珍的骨灰盒放在桌子上,大家鞠躬致敬,而后就将骨灰盒送进了一室安放。 贺子珍是最早走上井冈山的女党员,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,虽然一生坎坷,但她从大局出发,没有任何怨言,共和国的丰碑上,将会永远镌刻着她的名字。 本文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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